时间：2020年8月15日 下午 14:00－15:45 | 腾讯会议线上沙龙
主讲人：张大龙
张大龙 [菁莪四期伙伴]
【主讲人简介】
张大龙，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总干事、中级社工师、中国农业大学MPA（公共管理硕士）。12年公益从业经历，专注于城市社区发展、基层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等领域。
主持 / 评论者：
张大龙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总干事
讨论者：
郭虹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社会组织学院发展顾问委员会主任、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阎军楠 杭州市明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创始人、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至善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主任、杭州上城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区治理
今天我的分享将会从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主要借助提炼吴晓林教授的一篇文章为大家分享目前我们的城市社区治理领域中的现状和困境；第二部分，成都市武侯区从2014年开始启动了社区网络治理机制改革，将下沉社区的一百多项公共服务事项外包给社会组织来承接，这个案例极具代表性，我将通过此案例的多研究与大家分享成都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是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第三部分，我会分享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在多年基层治理过程中，梳理总结出的路径框架，以供大家了解参考。
在整个脉络当中，最大层面上我们讲的是国家治理，但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更多提到的是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在城市生活中，个体与国家、社会发生关联或矛盾大多都是在社区层面发生的，如果我们能把每一个社区治理做好，那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也必然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和推动。接下来，我想与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吴晓林教授的《中国的城市社区更趋向治理了吗——一个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文章具有非常好的逻辑和内容，我对其进行了提炼与大家分享。我国大陆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两轮非常重要的改革，第一轮改革始于1997年，在街道层面上做了大量的改革，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提出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街道就是采取的这样的管理方式。第二轮改革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进行这个改革。这个改革主要提倡政社分离和政社合作两个核心内容，这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大家最感兴趣也最关注的部分，各个地方基于在地特点做了不同类型的尝试，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但直到目前，还没有地方有非常明确或完整的模式提出可供全国参考或借鉴的模式，所以我们认为这轮改革还没有完整的完成。所以吴晓林教授指出，第一轮改革已经完成，基层行政单位普遍增权，为街道配置了很重要的资源和权力，使其掌握了社区治理的核心权力，也是社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同时在实际落实的过程当中，街道承担了社区公共事务的转包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因此第一轮改革对于基层行政单位的增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轮改革强调的主要是政社分离与政社合作，也就是从原本的大政府小社会转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径，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组织作为社会主体的重要元素之一，原本应该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权力地位从而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发现，首先目前看来首先整个政社分离与合作的模式的实施空间有限，很多城市的改革仅限于某一个社区或街道范围的尝试，这个空间是很有限的，不像第一轮改革是在国家层面领导下，所有的街道都做了大面积的改革；其次，社会组织的权利获取、资源配置和参与范围有限，目前政府给到社会组织更多的是一些扶弱济困或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很少涉及到核心的社区治理内容，这让社会组织获得的真正权利和资源的地位也非常有限；第三，改革中大部分的街道改革或政府改革还是从如何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的，而不是要在整个机制中进行改革，因此“问题解决式”的治理改革模式导致改革动力受行政主导，改革的推动落实十分受限。
第二轮改革中，我们社会治理的机构就像沙漏一样，上面的一些条线部门把行政事务和公共事务给到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通过权力又分散给了居委会，导致居委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事务。在街道办和居委会之外的空间是被忽略的，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很难直接参与街道办和居委会之间的治理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给了社会组织很大的空间，我们未来可能要去探索或挖掘，如何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沙漏之外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最后我会讲爱有戏是如何在被忽略的领域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和价值的。虽然第二轮的改革没有成功，但吴晓林教授也提出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城市合作治理结构，即政治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三者联合共同推进的社会城市治理。政治组织代表民意，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市场组织参与日常生活管理服务，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联合行动，最后形成理想的社会治理。目前政治组织和市场组织这两部分已经发挥了一部分作用，社会组织在这个环境中比较薄弱，因为正如前面所讲，其不管是在空间、内容还是权力地位方面都是比较受限的。从这个理想的框架来看，我们能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应该有哪些空间是可以给社会组织更大发挥余地的。
二、案例研究——成都市武侯区深化社区网络治理机制改革
1.研究背景
成都市武侯区深化社区网络治理机制改革于2014年初开始推动，我参与了最初改革的制定和改革推动，改革的初衷是顺应当时国家提出的三社互动，核心内容便是要解决居站分离的基层治理结构。大部分城市的基层治理是是居站和在一起的，拥有居委会的同时也有一个站，有的地方称这个站为社工站，有的称为社区综合管理站，也有的叫网格站，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是一致的。居委会负责大量的党建工作和基层居民自治的工作，而站承接的是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服务事项，比如低保的审核、准生证的办理，还有一些入户的排查工作等。武侯区当时的改革就是希望剥离站的内容，让社区两委干部解放出来，同时希望剥离出来的事项能够通过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方式让社会组织和市场化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提出了“三化”——网络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网络主体化：我们中国的城市社区都是被画成网格的，街道层面是一个大的网格，社区层面是一级网格，社区里面还有第三级网格，把每一个社区划小，每个网格里面会有社区两委担任网格的负责人，社会组织承接了服务事项之后也分配一个工作人员承担网格的工作，于是这个网格形成了从街道、社区到院落/小区的立体网格体系；主体多元化：他们希望通过此改革能够让参与社区治理主体不再只有社区两委的成员，还有更多其他的市场主体可以参与进来；服务社会化：如吴晓林教授分享的图，不仅仅只有行政服务和政府提出的公共服务，要让市场的主体进场，让我们的服务倾向于社会化的服务。
改革核心内容第一部分就是事项的转移，将2014年梳理的共有139项的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交给社会组织负责提供，为社区两委减负；第二，随着事项的转移人员也进行了转移，取消了原有的社区综合管理站，原来站里的人员优先转移到承接这项服务的社会组织中，成为社会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如果不愿意，可以选择辞职；通过人员的转移，改革就不会为整个武侯区的财政增加太多的负担，所以政府在购买服务时，就把原有的人员经费折算成了购买服务的费用，相当于将原本应由财政经费支出的人员成本变成了通过财政经费支出购买服务事项的经费。大部分地区不愿尝试大规模改革的原因都集中在害怕人员不稳定，经费没办法支撑等，但以上的改革，没有为财政增加过多负担，同时将事项剥离出去，让更多服务的主体—社会组织进场，人员做了平稳的过渡，是武侯区在整个改革顶层设计时非常成功的一点，也使改革能够在整个武侯区的13个街道，80多个社区全面推开。
武侯区是成都的中心城区，城市社区占整个社区总量的58%，同时拥有一定比例的涉农社区和城乡结合社区，社区形态的多样化给改革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样本量；另外，武侯区改革的资金投入体量是非常大的，在2017年达到了4119万元的投入，今年受疫情影响略有回落，大概在四千万左右，但整体来讲是资金投入是非常充足的。在这两个前提下，武侯区的社会组织也逐渐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大量的武侯区以外的社会组织进入以承接被转移出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武侯区倡导所有的社区，如果剥离出的事项没有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接，可以自己发起成立一家社会组织，于是很多社区纷纷成立自己的社会组织，由于本土组织更了解在地情况，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因此，外来社会组织、自身社会组织和本土社会组织在武侯区大量存在，没有优劣之分，为我们的研究也提供了好的基础。
我们的研究首先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社会组织在承接服务过程中会面临怎样的情况，对于不同的情况，我将从社区两委的关系、社区组织的发展情况、社区两委的工作影响和公务服务考核评估四个维度进行定性分析，从而最终得出总结并提出有效建议。
3.研究内容
冲突阶段：以我的了解，大部分社区两委甚至于街道干部是不愿接受类似改革的，因为社区两委原来拿到的服务事项和经费是作为社区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使得他既拥有权力资源还拥有人员，而改革就是在“切他们的蛋糕”。所以当时的改革剥离出来的事项，大部分是被社区自己成立的社会组织承接了，而其他社会组织是很难进入社区承接服务的，有幸的是爱有戏成功的进入了，而且承接了三个街道13个社区的服务，背后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努力去缓解这样的冲突；磨合阶段：冲突阶段大概经历了一到两年的时间，进入了磨合阶段，这时的社区两委和街道干部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改革的方向推进工作，于是开始和社会组织相互熟悉，共同制定标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139项事项中有一些工作的边界和标准是非常模糊的，有些需要和社区两委配合，但社区两委和社会组织的工作比重如何分配其实很难把握，因此磨合阶段非常痛苦，在不断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一到两年的时间；发展阶段：其实我觉得有些社会组织直到现在还处于磨合阶段，但做得比较好的组织已经进入了发展阶段，开始真正实现改革的愿望——相互依托、共同发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某街道尝试探索的模式，在这个街道，我们承接的是社区居民综合服务中心。
在139项服务事项中包含的低保、老龄工作等，是所有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大部分社会组织到今天也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我们认为如果只做这一件事是无法深入的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当中的，因为这样的工作所拥有的权力与资源有限，只能按照行政条线完成，如果只做这件事我们很可能会变成另一个逐渐被行政化的组织，就像传统的社区两委。我们开始尝试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深入的渗透到基层治理当中。于是我们除了做居民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以外，与街道的各个职能部门建立关系，共同出台社区基础服务考评标准及后台各职能部门支持体系，以推动政策培训和规范操作，同时我们建立起信息数据库，以达成资源共享和信息同步的反馈。通过以上工作结合所做的一些下沉服务事项，我们对社区的现状可以了如指掌并且可以全部数据量化处理，比如社区有多少老年人，其中60岁以上有多少，70岁以上有多少，社区有多少低保人员，他在哪里，家庭情况如何等，实现了对社区了解的同时节省了大量的调研时间。接下来，我们成立了社工站，将社工站与网格员进行了结合。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是本来需要入户调研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工作，而网格员天天都在社区，对家庭关系非常熟悉，于是我们把两者结合后工作开展非常顺利。同时，我们有前期通过做居民服务中心的信息联结，做信息录入和资料审核时非常快捷，这条线打通后，我们完成社工站工作的同时又能支持综合服务中心其他业务更好的发展。再进一步，我们发现对于居民群众和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不足，于是我们另外一个板块就是社区发展中心，核心内容便是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把传统的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养老、助残、妇儿）与社区发展项目（生态环境、社区文化、社区教育、就业帮扶）开展在一起，通过这些项目支持社工站工作的开展。于是社工站开展个案工作时不仅有社工可以借助，还有社区社会组织协助，同时可以建立社区的网络，实现社区的互助，让社区居民也能够了解我们社区有哪些服务对象是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的。通过这种方式的工作开展，我们在社区建立了“一站两中心”的社区公共服务运作模式。这个部分中，社工站和社区发展中心没有通过购买服务来实现，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只有社区居民综合服务中心这一个板块是街道购买的服务，其他两个板块完全只能靠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和能力去整合外部资源去做这件事情。而正是因为这两个部分不是由在地的街道购买服务来实现的，让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获得了权利和资源分配的地位，使我们与社区两委的街道真正有可能实现平等对话，而非上下级的购买服务的关系。A 通过项目化避免行政化：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公共服务事项里面的工作都按照社会组织传统的人员分类，包括对事项也做了项目区分，比如低保事项可以跟社工站的帮扶项目组进行对接、老龄工作可以跟老人服务的公益项目做对接。我们把所有公共服务事项不再按照传统的条线来做分割，而是按照事项来分割、按照人群做分割，对它进行了项目化的转化，有利于社会组织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而不是仅依靠传统行政事项资源的对接来开展工作；B 整合资源避免同质化：当你整合的资源越多，你在开展服务项目的内容就越多，在社区取得的资源就越多，分配的地位也越高，打破了之前只能做服务，没有资源和地位的局面；C 创新机制体现专业化：如果没有创新，社会组织做事与社区两委做事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会使大家觉得社会组织也没有多强的专业性，所以我们通过做社工站和社区发展中心体现了我们在治理领域里的专业优势，也体现了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能实现体制或机制的创新，这需要社会组织拥有自身的专业性和资源动员能力。我们曾对武侯区承接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做了问卷调查和分析发现，虽然有一百多项事项的工作分离出去了，但从政府或社区两委的角度他们并没有觉得减负了，甚至有些社区两委觉得改革反而增加了工作量。
影响社区两委是否被减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是否够强，够专业，是否能影响改革；另外就是看社会组织与社区两委的关系是否良好，直接影响是否能实现社区两委减负。后面我们又进行了关于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对于社会组织本身有何影响的调研，87.5%的人认为可以促进组织机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改革给社会组织带去的优势和好处是优于社区两委的。改革中一般购买服务的周期是三年，会给社会组织带去稳定的资源投入，因而有了稳定团队，有利于社会组织长期稳定的发展。另外通过对比2015年和2017年武侯区的社会组织评估可以发现经过几年的发展，武侯区中不管是本土的社会组织还是外来的社会组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社会组织整体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
我们的组织通过改革有了稳定的资金和团队，草根社会组织逐步向专业的社会组织得到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武侯区也做了大量的顶层规划和指导。那改革之后，我们基层的治理能力是否得到提升？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大部分的政府社会组织，包括居民都会认为我们的治理能力，还有公共服务质量，包括公共服务满意度都是有所提升的，当中有少量的可能会认为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总体来看，这个改革带来的正向的因素实际上是远超于负面因素的。A 模糊购买：139项事项很难按照每一个事项区分出独立的经费，原因在于不同社区对应事项的工作量是不同的。比如低保审核的工作，很多城市社区，尤其是高档城市社区，很可能一年都没有一例，但对于很多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来讲，全年可能有上百例低保审核的工作，难以单按照事项做工作的区分。最后经费是按户数和人口决定的，有时城乡结合部整体户数和人口比较少，但低保审核的工作量一点也不少，这为承接这样社区的社会组织带来很大挑战。因此这样模糊的购买方式会影响整个改革中服务的质量；B 行政依赖：刚刚讲到很多的社会组织是自身社区两委发起成立的，在地属性特点明显，有非常强的行政依赖，导致该社会组织很难走出去，跨出本社区承接其他的服务，也没办法做到向专业化发展，这是影响武侯区社会组织质量的重要的原因；C 缺乏实权：从案例当中可以发现社会组织的权利，不是从购买服务项目本身获得的，因为服务购买本身就是一个单纯的政府事项、公共服务事项的转移，所以要获得真正的实权，要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去整合外部的资源的方式来获得他的权利和地位。D 主观评估：每年服务事项结束之后都会进行考核评估，但都是大量的主观评估，没有很详细的客观评估。一方面因为对于事项很难做客观的评估，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很难找到很客观的第三评估方，这是成都的现象。主观评估就会使组织行政依赖，要做好与街道各个条线、各个部门的对接，这就会导致社会组织在实际承接工作当中，可能会有超出原本购买服务事项之外的工作，但也没有办法推脱，也得做，进而导致一些社会组织更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做更多的专业和资源拓展的工作，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组合体。A 优化购买清单，尊重契约精神：2020年购买服务的清单已经由139项变为114项之前有的服务包含要去药店查是否卖假药，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组织能承接的范围，现在类似这样的服务事项已经被优化掉了。尊重契约精神是我们不断和街道与社区强调我们是合作关系，要尊重契约，超出购买服务的事项可能要通过其他方式再约定如何进行，而不是一旦你购买了我的服务我就无偿的要负责社区所有相关事宜；B 让渡部分权力，实现社区减负：盖章是基层中很重要的权力，比如低保的审核，按道理审核只盖社会组织的章就可以，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不可以，街道和区级部门不认可，就要盖社区两委的章。所以我们建议真正让权力下放到承接的社会组织手上，社会组织拥有盖章的实权，社区两委才可以放心的说责任主体不是我，一旦盖社区两委的章，社区两委觉得责任还是在自己，没有减负。很多的社区两委觉得没有减负，可能就是因为增加负担了，之前是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盖自己的章就行，现在就是别人来做，还要盖我自己的章，增加了不稳定的条件；C 完善评估机制，促进行业发展：我们今年也在协助武侯区做评估机制和体制的工作，希望真正做到更客观的评估，让社会组织通过评估促进它的发展，而不是通过评估制约它的发展；D 破除行政依赖，建立良性市场：这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购买服务是公开购买，而不是直接交给他自身的社会组织，去排除一些外部的社会组织进入他的社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按照这四个部分来做，可以解决前面分享的遇到的困难，以上是基于整个案例的研究给大家做的分享。
通过案例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组织要真正的融入和参与基层治理，挑战非常大，不是通过购买服务之后进到社区之后，就可以掌握权利，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工作当中。很多社会组织进入基层之后，只能做购买服务事项本身的内容，很难延伸去做其他的工作。因此，结合爱有戏自身做的事情，我梳理了社会组织如何逐步渗透进社区，参与到基层治理的核心的理论框架。第一个阶段，大多数社会组织一开始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社区的，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国家也在大力提倡做这样的工作，但进入之后，下一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社会组织要去完成在资源整合、专业能力上的体现。第二阶段中，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专业能力直接影响了其是否能深入的参与基层治理，许多街道办或社区两委认为社会组织没有优势就是因为社会组织没有把这两方面的力量发挥出来。资源整合的核心就是实现通过资源整合进行资源配置，通过专业能力获取权力的行使，让资源和权力的获得是依靠组织自身而非被动的依赖行政赋予，否则即使行政赋权给它，真正的权力也依然不在它手里。第三个阶段，是要通过推动基层治理去倡导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最终将有益于整个机构和行业发展。因为如果你有话语权推动基层治理之后，要引导基层治理往社会组织参与更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个部分推动的越好，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的资源和权利的优势就会越明显。因此形成良性循环，社会组织的权利优势体现的越明显，社区就越愿意购买你的服务，社会组织越愿意投入购买服务购买社会组织。在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讲项目视角和问题视角的比对，一般我们讲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之后，没有办法做到第二阶段的很重要原因，是它局限于项目视角，它认为自己只是做项目的，没有想到自己做完这个事之外还可以做其他的事，那么社会组织是很难参与社区治理的。所以我们要拥有问题视角，我们发现这个辖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社会诉求，我们要做资源整合，要用专业能力去解决问题。于是进入第二个阶段，业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对比。社会组织很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在基层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很多社会组织在区域发展特别好，业务也特别多，但是它的视角是业务视角，思考的问题是自己怎么拿业务，怎么拿更多的业务。它虽然有问题视角，发现了问题，但是从业务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实际上我们更希望的是它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应该从整个区域发展去分析这个问题，从整个区域发展去找到这个资源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这样它才能够真正去影响整个基层治理的政策和资源的配置，而不仅仅就业务和问题本身思考。这是第二个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的区别。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非常核心的机构发展视角和行业发展视角的区别。很多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层面会以机构发展的更好，占据更多优势为目标，但是如果仅有机构发展的视角，无论机构发展的再好，也很难推动整个政策和行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在第三个阶段非常重要的就是政策倡导和资源支持这个部分，大家要想办法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只有行业发展起来，才能够真正的让整个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当中有真正的话语权，才可以真正实现资源地位和权力地位。以上是我想分享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阶段，目前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路径都是通的，但我建议我们的社会组织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这个路径的方法和思路，哪怕我走到第二步就走不通，但是我依然要坚持问题视角和区域发展视角，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基层治理领域里，真正发挥吴晓林教授讲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参与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主体，不仅是购买服务的帮手，谢谢！
嘉宾介绍：阎军楠
杭州市明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创始人、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至善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主任、杭州上城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
听了大龙的分享，我挺有感触，我在想，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大龙老师他们在成都武侯区的实践与研究，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在哪？我想首先是他们能够很巧妙的嵌入到社区基层治理的服务领域，通过社区工作的项目化、专业化和创新的理念和方法为自己拓展了很大的空间；再者在他们社区工作的实践当中也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社区两委减负了，更重要的是社区服务的质量也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也越来越多元化，这确实是特别好的经验。同时我在反思，这种经验能不能被其他的组织，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很好的借鉴呢？大龙所在的成都爱有戏的团队很专业，在当地扎根社区已经有很多年，对社区有很好的理解和实践的推动，才有了今天这样好的成果。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地区的很多社区领域工作的组织，在他们参与的过程中，很多可能还做不到爱有戏这样的程度，甚至很多时候连社区、街道都还进不去，甚至很大程度上进去了，也只能作为一个“街道掏钱，社会组织帮助社区干活的小伙计”，真正能够发挥社会组织专业性和专业价值的地方并不多。我们真正参与其中的话语权与我们过程中专业服务质量的保障，或者说我们组织自身的社会属性和过程中政府行政化的沟通合作方式，能不能很好的保持平衡，可能是想要学习和复制爱有戏团队在武侯区实践经验的伙伴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杭州观察到的一些情况，与成都相比较来看，杭州的社会组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与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都不太匹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浙江省其他城市也差不多是这样。杭州近些年城市发展非常快，社会治理水平越来越高，但过程中仍然有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需求出现。社区的类型方面，杭州与大龙老师刚才分享的成都的情况也差不多，有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还有拆建安置的过渡社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产业社区。这些不同的社区，居住的人群年龄结构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兴趣喜好不同等等，相应表现出的社区服务需求、社区事务的诉求、基层治理的参与等等，也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近些年，在城乡社区发展方面，有这么几个比较明显的感觉：第一，城乡社区的居民，日益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常态化、系统化的服务需求，而且随着城镇化的节奏加快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过去，居民老百姓比较大的需求是吃饱穿暖，现在不仅要吃饱穿暖，吃好穿好，还要追求更高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等等，这种服务需求的变化对于基层社区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挑战也就越来越大，过去主要依靠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等主体来提供社区服务的供给能力也就越来越不足。第二，社区服务供给的主体、资源、渠道和能力存在严重不足。现在的新建社区，很多差不多都在3500到4000户左右的规模，而社区居委和社区公共服务站的人员配置也就十几个人，甚至还有一些社区只有五六个人，社会组织发展还不充分，老百姓的意识和习惯方面，社区的很多服务还是经常“有事儿找社区”，而社区本身要面对政府各个条线的行政化考核任务，千条线一根针，使得很多社区工作者都忙于“朝上看”，对社区老百姓的服务基本上就很难了，能够为民提供的社区服务也就非常有限。第三、城乡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诉求、行动越来越迫切。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便捷，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基础教育，使得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智慧城市的发展使得人们办事越来越便捷，同样反映在社区居民对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上，也越来越迫切，过去对社区工作不满意大不了当面批评几句，现在我不仅要批评你，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申诉我的权利，这给当前社区工作带来很多新挑战的同时，也更加的促进了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以及社区服务的创新和多元主体参与。第四、社区现有的体制机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人员结构、资源配置、专业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挑战。社区居委会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但它还承担了大量的社区行政工作，行政化倾向明显，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为居民服务，即便是有心，很多时候可能也无力，无资源。大龙刚才分享到成都的社会组织发展情况，谈到外来的社会组织、本土培育的社会组织和社区自发的社会组织三种情况，杭州应该也差不多，这三类的社会组织发展的也都还不充分，也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外地到杭州来的社会组织到杭州来，生存发展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语言沟通方面，本地资源的熟悉方面，再加的属于“远程作战”，运营管理的成本投入比本地的社会组织要高很多，再加上对于本地社会组织的一些资源倾斜，实际上外地的社会组织也很难在当地真正扎根下来。本地的社会组织发展实际上也很难。很多组织在出生就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它的产生不是社会需求驱动，而是行政要你成立。很多社区把社会组织数量纳入考核，可能一夜之间就成立了很多家，但是成立之后很多很难实际发挥多少作用，也没有特别强的要与社会发生链接的意愿和行动，就导致大多数组织都处于“你给我钱我就做，不给钱我就不做”或者“资源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的状态，很多都还没有找到组织自身的发展方向，有清晰的社会使命和远景的则更少。居民自发成立的社区自组织则很活跃，对于现在社区服务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很多只能是在自己社区做一些事情，很难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很难争取到更多的参与对话的机会和平台。这些可能和当地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政策、空间、规则、资源、平台等等都有很多的关系，这几年本地的社会组织数量增长很快，政府也开放了一些资源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行政在推着走，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程度还不高，资源整合调度的力量还不足，主动回应社会需求、寻求长远发展的意愿还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一旦政府的资源减少了，给予社会组织的空间挤压了，现有的社会组织何去何从是一个现在就要思考的问题。大龙老师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分享，给我和我的伙伴都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借鉴，我们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向大龙学习，向成都爱有戏取经，也建议相关的政府部门和组织也多学习成都在社会组织发展方面的经验，谢谢各位。嘉宾介绍：郭虹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社会组织学院发展顾问委员会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
很高兴听到阎军楠老师分享关于杭州的情况，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组织能不能参加基层治理？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当地政府的态度和政策。这几年大家都对成都的基层治理表示了关注，我们跟北上广深杭州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建设，大家都在讲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社会既然弱就需要建设，但社会由谁来建设呢？按照惯例是NGO，但是成都有不同。从2012年开始，整个第三部门的发展是政府在主导。政府在推进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把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因此2012年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当中，才有把“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纳入政府总体工作的政策决定，而且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从五千多家组织发展到一万家组织。不光有政策，同时有相关的评价指标甚至一些措施，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社会组织服务园等的一些制度性的安排，这就是成都的社会组织能够迅速发展，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的空间参与到基层治理当中去的原因。这里是帮大龙和军楠所讲的内容做一个背书，这个背书是非常重要的。回到今天大龙的报告，我非常惊喜的看到了几个亮点，这些亮点既包括爱有戏多年工作的总结，也有大龙这些年来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思考。首先是他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过程的三个阶段的分析，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在第一个阶段，作为社会组织只是跟社区发生关系，然后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在与社会发生关系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就在跟政府发生关系。这个过程就是中共十九大所提到的“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是整体发展的视角。从执行的视角上，参与社区治理工作过程也有一个三阶段的分析，跟社区从抗拒、磨合到共进，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社会组织在整个过程中与各种合作方、利益相关方相处的过程，不仅包括资金资助方、服务对象、合作伙伴，甚至是自己团队内部来讲，也是这样的三阶段。这也非常有价值，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过去从来没有合作协同、参与治理这样的经验，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第二点，我也在思考爱有戏的经验，对于很多社会组织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其实可复制性的概念主要对政府部门来讲的，因为政府很希望有典型，能推广，可是对社会组织本身来说，它其实是因地制宜发展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各不相同，但是不同的情况下，各个机构在宗旨使命和开展工作时的一些思路是可以复制的。比如广州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虽然已经很多年，但就是没有社工站，没有社区发展中心这样的发展机制，没有坚持社会组织发展自己的方向，因此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给街道干活的小伙计，社会组织自己也觉得自己既没有尊严也没有专业性。我们看到爱有戏把政府要求我们承接的“网格”变成我们的“工作站”，在这样的基础上秉持自己的发展理念建立了发展中心，通过这样的社工站和发展中心，社会组织做工作越来越有力和专业，这是爱有戏非常好的一个创新，这也应该是很多社会组织被当政府购买的服务之后所应坚持做的，体现你的专业性和你的宗旨使命。我特别想说一下社工站的概念，其实从国家综治办开始，政府在网格化的管理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设备，但是这部分的网格员如何能够真正的既是政府的信息员，又是居民的信息员？就是说他既能收集政府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他也能够反映居民的诉求。我觉得把网格员变成社工工作站的工作员是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把整个网格员管理的这一部分工作连人带钱全部都交给社会组织了，拥有了再赋予一些网格员新的使命和职能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在疫情过后，政府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过程中，非常有价值的，而且非常具有可复制性的一个做法。这也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一个新路径。第三，爱有戏建立的社区发展中心实际上是我们给社区的“还权”，还自治权给居民，但是下面还有社区还知情参与决策监督权给居民，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把知情参与决策监督权还给居民，实现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成都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利用社区保障专项资金实现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知情参与决策监督权。保障金是公共资产，保障金的使用，必须一户一票大家投票来决定。居民的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知情权是通过这个保障金的使用来体现的，但这件事情光靠居民综合服务中心是做不到的，只有靠我们社区发展中心，通过社区发展中心孵化培育出更多的社区的组织，开展更多的社会项目，给居民的参与机会和空间，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对居民的还权，实现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我觉得这也是爱有戏的创新。第一，你在对于社区组织的分类当中，提到了外来组织、本土组织和自身组织。我觉得“自身组织”的概念是不是可以更准确一点，我的建议是“自立组织”（自己成立）。你刚刚也介绍，成都近几年大量的社会服务组织当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当年的志愿者转过来的，还有更多的社区服务中心是街道支持的、主要由过去的社区干部成立的，这一类组织可以说有一点奉命成立的意思，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非政府的，在体制外的组织，因此还是具有很多社会组织的特点，只是相对于本土组织来它的专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较弱，且与基层政府和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报告中概念还是应该尽量严谨，所以我建议“自身组织”这个提法可以考虑一下。还有一点，你提到武侯最早开始做深化网格化的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给社区减负，我个人的理解，成都市或武侯区做网格化改革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形成基层治理的体系，第二是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我觉得不光是社区减负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在整个改革创新的过程当中，社区减负虽然可能是很多基层工作者的诉求，但是它不是政策的出发点，这是第二个可供商榷的地方。
请问区域发展指的是社会组织要从关注机构业务本身转到关注当地社区的发展吗？
实际上也并不是说完全你要抛开机构的业务不管，我是说你要看到机构自身业务的同时，更多的关注到区域发展的诉求，不能只是单纯的从机构的需要出发，去整合资源或寻求业务。要想到我所工作的区域如何做到更持续的发展，如何把资源配置和专业能力的应用到整体环境中，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我认为这对治理领域中的机构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在党委加强社区领导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如何能够相对独立发挥作用，而非简单被吸纳？如果机构目标与社区要求不一致，如何平衡？草根组织发展的路径？
我们始终坚持是问题视角和区域发展的视角，不管我是购买服务进来的，还是通过党委自身改革的需要，我们要明白自身的定位是为了完成机构的使命，我们要推动基层治理的达成，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我会坚持问题视角和区域发展的视角看待这个事。就像刚才也有问到的机构的目标和社区的要求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平衡，我们机构经常提到这个，跟我们很多同事讲的完成项目的目标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哪怕这个目标不是我们想做的，但是你必须先完成，这就是契约精神，你倡导别人有契约精神的前提是自己先有契约精神，你先要完成你契约里面规定的动作，然后再想办法怎么样规定动作影响和促进我们机构要做的事，这是我们社会组织一直坚持的。如果社区的要求跟机构的目标真的不一致，能在进入之前发现是最好的，这时我会建议你就不要进入这个社区。特别是刚才有伙伴提到的，怎么从草根社会组织发展到专业的社会组织？以爱有戏为例，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街道领导和社区领导，特别是街道领导，因为他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不是说给了我多少资源和项目的经费，而是他允许我在这个里面试错，我们做的这些建设治理工作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区域发展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现实的利息和矛盾冲突的，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对于社会组织来讲挑战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街道领导或者是社区领导允许不允许你用这样的矛盾，掀开一些被掩盖的那些问题是很重要的。有这样的领导后，社会组织初期阶段发展应该要找到伙伴。你找到这样的社区和街道之后我建议你扎下来做一个突破点，你把这个突破点做好你在这个领域有你的专业优势，你的影响力就出来，自然而然就慢慢有更大的机构的发展机会。社区的主要领导如果发生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工作是否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但是影响是正向的。因为就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在这个社区工作做的特别好，新来的领导一定不会再挑我的刺，会继续加强跟我的合作，他要依托我的专业能力和资源整合的优势把他的工作做的更好，不是马上把我赶走。另外我们爱有戏很多业务的拓展不是我们主动拓展的，因为调走的领导进入其他的社区和街道后，就要求我们去到其他的社区和街道。我们复制和扩展是因为这些领导的变动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对我们来讲找到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理念的领导比我们看哪个地方有项目更重要。这也是作为社会组织来讲要在基层治理领域里把你的专业优势和作用发挥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请问社会组织机构是以完成社区购买服务为工作任务目标，还是其他的更高的目标？
对社会组织来讲肯定要有更高的服务目标，如果只是单纯的完成购买工作服务的内容，你没有任何优势，今天政府可以购买你，明天也可以购买另外一家，甚至到后面他觉得不需要社会组织，自己干也可以。因此只完成购买服务不能体现出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要有更高的目标。我们要协力构建更具幸福感的社区，只要有利于促进我们社区幸福感目标达成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去做。目前我们能找到最好的方式就是推动在地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我的分享当中，哪怕我购买的服务没有让我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我也要通过社区发展中心和社工站把我的专业目标和优势实现，这是要坚持的。我举个例子，2010年我们进入一个街道，当时基层对社区来讲的最多的是居民自治，大家认为居民自治的工作是社区两委来做，街道来做，很少有说让社会组织来做居民自治工作。我们进到街道之后，他们因为自己也不知道居民自治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就邀请我们一起来破这个题，大家一直探讨怎么把居民自治这个事做好，我们也找了各种资料和文献查居民自治怎么做。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就是给我们很大的空间，不是说政府找你来说有一个标准答案给到他，我们很怕政府购买服务或者是资方一来就问你这个事情怎么做，让你回答标准答案。对我们来讲，社会组织很多时候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标准答案，我把标准答案丢给你就好了，不需要我们做，我们是基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找办法，对不同的社区来讲，可能办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爱有戏强调的就是不同的社区是有不同的办法，因为每一个社区都是独一无二的，它里面的治理结构，大家关注的点，大家里面的关系网络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先进入社区，先了解熟悉社区，然后找到问题的突破口。所以我们在最早做居民自治的时候都是硬着头皮上，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引发了很多的矛盾，居民觉得你如果真的代表政府来，你要帮助我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有的问题，不仅爱有戏解决不了，连街道和社区两委都解决不了，面对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办？你要不断地碰壁和试错，最后找到很多的办法解决。在这里面很巧妙的是爱有戏跟居民一起来试错，所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拉着居民一起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共同想办法，遇到问题我们共同改变我们的策略，这是爱有戏做事情的大概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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